办公室里空调的冷气开得很足，我穿着短袖衬衫，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季度报表。窗外的梧桐叶子绿得发亮，蝉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简短六个字，连个标点都没有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回了个“好”字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这次是银行转账提醒，三万元到账。每个月的十七号，雷打不动。
我把手机反扣在桌上，继续敲键盘。敲着敲着，就敲出了别的声音——是邻座李姐起身泡茶时，陶瓷杯轻轻碰在桌角的声音；是斜对面的小张翻文件时，纸张哗啦哗啦的声响；是远处打印机“嗡嗡”地吐着纸。
这些声音都很真实，真实得让我觉得，我刚才收到的那条微信和那笔转账，像是一场做了两年的梦。
晚上七点，我准时推开那家私房菜馆的门。老板娘认识我，笑着点点头，引我进了最里面的包厢。包厢不大，靠窗一张四方桌，两把椅子，窗帘是米黄色的，边缘已经有些发白。
我拉开椅子坐下。桌上已经摆好了菜，都是我爱吃的：清蒸鲈鱼，糖醋排骨，蒜蓉空心菜，还有一盅山药排骨汤。汤冒着热气，在空调房里凝成白雾。
“今天怎么想起约这儿吃饭？”我问。这家店我们常来，但通常是一个月一次，像某种仪式。今天不是十七号，也不是任何特殊日子。
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，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，露出白皙的脖颈。两年了，她还是这样，说话做事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干脆。我第一次见她，是在公司的电梯里。她穿着高跟鞋，抱着一摞文件，电梯门开的时候，她走得急，文件散了一地。我蹲下去帮她捡，抬头时，看见她额角有细密的汗珠。
后来我知道，她是新调来的市场总监，我的顶头上司。再后来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或者说，我成了她的情人。她给我钱，我给她陪伴。很简单的交易，至少开始时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
“公司要派人去广州开拓新市场。”周岚突然开口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名单里有你。”
“今天下午定的。”她喝了口汤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“去的话，职位会提一级，薪水涨百分之三十。那边市场刚起步，机会多。”
包厢里安静下来。窗外传来街边小贩的叫卖声，隐约能听见“西瓜，又甜又沙的西瓜”。夏天真是到了，连风里都带着西瓜的甜味。
周岚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，淡得几乎看不见。“那就在这儿待着。不过你要想清楚，这个机会不错，错过了，下次不了解什么时候。”
我没接话，低头吃饭。鱼肉很嫩，一抿就化。排骨烧得恰到好处，酸甜适中。空心菜很新鲜，蒜香味浓郁。汤炖得乳白，山药软糯。每一道菜，都符合我的口味。
吃了两年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她记得我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。记得我不吃香菜，记得我讨厌姜的味道，记得我吃鱼只吃清蒸的，记得我喝汤一定要撒一点白胡椒粉。
她夹菜的手停在空中，就那么悬着。几秒钟后，菜落进她自己碗里。“吃饭吧，菜要凉了。”
那顿饭吃得格外安静。我们像两个陌生人拼桌，各自低头，只有筷子碰碗的轻响。吃完饭，周岚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推到我面前。
“可能要出差一阵子。”她起身，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。“走吧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都没说话。车窗外，城市的夜景流光溢彩，霓虹灯在车窗上拖出长长的光带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看见路边有对老夫妻，手牵着手过马路。老爷爷走得慢，老奶奶就扶着他的胳膊，走一步，等一步。绿灯亮了，车流重新涌动，那对身影消失在人群里。
她侧过脸看我。车内没开灯，只有路灯的光透进来，在她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。她的眼睛很亮，像藏着很多话，但嘴唇抿得很紧，一个字都没说。
“如果……”她顿了顿，声音很轻。“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，你会找我吗？”
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，我愣住了。还没等我回答，她已经转过头，发动了车子。“上去吧，早点休息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手里捏着那个信封，觉得今晚的一切都透着古怪。周岚从来不是会问这种问题的人。她理性，冷静，做事有条不紊，每一分感情都计算得清清楚楚。她会给我钱，会陪我吃饭，会在我生病时叫人送药来，但从来不会说“如果我不在了你会不会想我”这样的话。
回到家，我拆开信封。里面是三沓崭新的百元钞票，用银行的白色封条扎着。我把钱拿出来，发现底下还有一张纸条。
我盯着那五个字，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给周岚打电话，响了很久，没人接。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我发微信，问她到家没有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没有回复。
那一夜，我几乎没睡。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。两年来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。
第一次在她家过夜，是某个加班的雨夜。她说她家近，让我去避避雨。那是个很大的房子，装修得很精致，但冷清得没有人气。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她和丈夫的合影，照片里的男人西装革履，笑容得体。她把照片扣下了，说：“别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那晚我们坐在落地窗前看雨，谁都没说话。雨点敲在玻璃上，啪嗒啪嗒的。她忽然说：“我丈夫在国外，一年回来两次。”然后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很多我说不清的东西。“这样也好，清静。”
后来我去过她家很多次。她会在周末的下午炖一锅汤，我们窝在沙发上看老电影。她喜欢看黑白片，特别是《罗马假日》。看到结尾，公主和记者在人群中相视一笑然后各自转身时，她总会沉默很久。
“也是。”她点点头，把脸埋进抱枕里。“有些缘分，有开始的时间，也有结束的时间。”
我当时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许她从那时起，就已经在倒计时了。
第二天到公司，周岚的办公室门关着。我问秘书，秘书说周总请假了，具体什么假不知道。我给她发消息，依然没有回复。
第四天，人事部发了通知，说周岚因个人原因辞职，即日起生效。市场总监的职位暂时由副总监代理。
办公室炸开了锅。大家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猜测各种可能。有的说她跳槽了，有的说她家里出了事，还有的说她跟丈夫出国了。各种版本，越传越离谱。
我坐在工位上，盯着电脑屏幕，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手机里最后一条消息，还是三天前我发的那句“你到家了吗”，前面有个红色的感叹号。
中午吃饭时，李姐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。“小林，你跟周总关系不错，她没跟你说要去哪儿？”
“也是，周总那个人，一向有主意。”李姐叹了口气。“说走就走，连个告别会都没开。不过她这两年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撑着市场部，上面压得又紧。走了也好，轻松轻松。”
李姐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：“我也是听说的啊，不一定准。周总她老公，好像在外头有人了。去年就传要离婚，不知道怎么又拖到现在。这次她突然辞职，说不定就跟这事儿有关。”
“做生意的，具体不清楚，反正挺有钱。周总嫁得好，但日子过得……”李姐摇摇头，没再说下去。
那天下班，我没回家，去了周岚常去的那家咖啡店。她喜欢坐在靠窗的第二个位置，点一杯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，有时候能坐一下午。我点了一杯她常喝的美式，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。
服务员过来收拾隔壁桌，是个年轻女孩，扎着马尾辫，笑起来有酒窝。“先生，这杯不合口味吗？要不要给您换一杯？”
“不用。”我说。“请问，你认识常坐这个位置的女士吗？三十多岁，长发，个子挺高。”
“您说周姐啊。”女孩眼睛一亮。“认识认识，她常来，每次都是美式，坐一下午。不过最近没见她来了。”
女孩想了想。“没有吧……哦对了，大概一周前，她来过一次，那天下雨，她没带伞，我就借了把伞给她。她还伞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小盒子，说是谢礼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条手链，挺好看的。我还说这太贵重了不能要，她说没关系，她用不着了。”
“嗯，她是这么说的。”女孩歪着头。“当时我就觉得她情绪不太对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但我没好意思问。”
从咖啡店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，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她家小区门口。保安认识我，打了个招呼：“林先生，来找周女士啊？她搬走了。”
“就前两天，来了辆搬家公司的车，把东西都拉走了。我还问了一句，她说要出趟远门，房子退了。”
“没有。”保安摇摇头。“不过她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袋子，说是有些书带不走，送给我孙子看。我孙子才上小学，那些书他哪儿看得懂，都是些大人看的书。”
保安从岗亭里拿出一个纸袋。我接过来，里面是几本厚厚的书，最上面一本是《百年孤独》，书页已经泛黄，边角卷起。我随手翻开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
照片是在海边拍的，具体何时我忘了。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海风吹起她的头发，她笑着，眼睛弯成月牙。我站在她旁边，手搭在她肩上，表情有点傻。照片背面，有一行小字：“2014年夏，青岛。这是唯一一张合影，留个念想。”
2014年。那是两年前，我们刚认识不久，公司组织去青岛团建。那天下午自由活动，我们偷偷溜出去，去了海边。她脱了鞋，赤脚踩在沙滩上，海浪涌上来，淹过她的脚踝。她说她小时候在海边长大，后来搬家到内陆，再也没见过海。
我当时笑她文艺。现在看着照片里她的笑容，忽然明白了。她说的苦，不是海水的苦。
我继续翻那些书。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、《挪威的森林》……都是些关于爱情的书。每本书里，都有她做的批注。铅笔写的，很淡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
在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某一页，她写道：“等了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，这样的爱情真的存在吗？也许存在，但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”
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，她写道：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那爱呢？爱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即使人不在了，爱还在？”
翻到最后一本，《小王子》。这本书很旧了，封面都磨破了。翻开扉页，上面有一行字，不是周岚的笔迹，更稚嫩些：“送给岚岚，祝你永远像小王子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玫瑰。哥哥，2001年夏。”
书里夹着一封信。信封是淡蓝色的，没有邮票，没有地址，只写着三个字：“给林深”。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。不要找我，也不必等我。这段路，我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。
两年，七百三十天。听起来很长，过起来很短。还记得第一次见你，在电梯里，你帮我捡文件，抬头时眼神干净得像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其实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不该靠近你。可我自私了，我想在死水一样的生活里，抓住一点光。你就是那点光。
关于我的事，也许你听说过一些。我丈夫在国外有家庭，我嫁给他，是家里安排的。他需要一桩体面的婚姻，我需要钱给母亲治病。很俗套的故事，但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。母亲前年去世了，债也还清了。这段婚姻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继续的意义。
半年前，我查出病了。不太好治的那种。我没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丈夫。我们在法律上还是夫妻，但他早就不过问我的生活。这样也好，省去很多麻烦。
治疗会很辛苦，我不想让你看见我难看的样子。所以选择离开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走完最后这段路。别为我难过，这是我的选择。
这两年，谢谢你。谢谢你陪我吃饭，陪我看电影，陪我说些无关紧要的话。谢谢你在我加班到深夜时，给我带一碗热汤。谢谢你在下雨天，把伞往我这边倾斜。谢谢你记得我不吃香菜。这些小小的好，我都记得。
那些钱，是我自己挣的，干净的钱。你拿着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去广州吧，那边的机会不错。你还年轻，未来很长，别把自己困在原地。
对了，咖啡店的小叶是个好姑娘，单纯，善良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多去坐坐。当然，这是我多事，你别介意。
信纸从我手中滑落，飘飘荡荡落在地上。我蹲下去捡，捡了好几次才捡起来。眼前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原来她突然辞职，突然消失，突然问我会不会找她，突然提前给我下个月的钱，突然在纸条上写“对自己好一点”——原来都是因为这个。
我想起最后一次吃饭时，她夹给我的那块糖醋排骨。想起她说“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，你会找我吗”。想起她开车送我回家，在路灯下欲言又止的脸。
那天晚上，我去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。那家私房菜馆，老板娘说周女士很久没来了。那家咖啡店，店员说她上周来过一次，之后就再没出现。她常去的书店，她喜欢的公园，她说过想去看但一直没看的展览……
最后我回到自己家，坐在黑暗里，手里捏着那封信。窗外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，车流声隐隐传来，生活还在继续，像一条不会停息的河。只是这条河里，少了一个人。
挂了电话，我把那封信小心折好，放进抽屉最里面。然后打开电脑，开始查关于她那种病的资料。能治，但很难。需要钱，需要时间，需要运气。
我查了全国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专家。查了治疗方案，查了康复案例。查到天快亮时，我合上电脑，给副总监发了条消息：“总监，我去广州，但我需要先请半个月假，处理一些私事。”
然后我开始收拾行李。几件换洗衣服，洗漱用品，充电器，笔记本电脑。还有那张在海边的合影，我把它从书里拿出来，放进钱包夹层。
车开动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住了两年的小区，那些熟悉的窗户，熟悉的阳台，熟悉的早餐摊。然后转回头，看向前方。
我不知道她在哪里。但我想，只要我找，总能找到的。中国这么大，医院那么多，一个一个问，总会问到的。
就像她信里写的那句话——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那爱呢？爱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即使人不在了，爱还在？
在清晨的阳光里，在深夜的灯光下，在一碗热汤的热气中，在一把倾斜的雨伞旁。在记得对方不吃香菜的细心里，在生病时送来的药盒上，在提前一个月给的生活费里，在一张泛黄的合影背面，在一行“留个念想”的小字里。
车驶上高架桥，远处机场的轮廓渐渐清晰。我拿出手机，给那个不会再回复的号码发了最后一条消息。
秋天真的要来了。路边的梧桐叶子，已经开始泛黄。风一吹，几片叶子飘飘悠悠落下来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。
飞机起飞时，我看着舷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，心里空了一块。那个城市里有我和周岚所有的记忆，有那家私房菜馆，有那间咖啡店，有她坐过的位置，有我们一起走过的街道。现在我要离开它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找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她。
到广州是下午三点，湿热的风扑面而来，和北方的干爽完全不同。我在机场大厅打开手机，没有新消息。副总监发来微信，说已经联系了广州分公司的同事，会有人来接我。还说工作不着急，让我先安顿好，半个月后报到。
接我的是个年轻小伙，姓陈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笑起来很腼腆。“林哥是吧？叫我小陈就行。宿舍安排好了，离公司不远，地铁三站路。”
小陈开一辆白色轿车，车里放着粤语歌，我听不懂歌词，只觉得调子婉转。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广州，哪里早茶好吃，哪里夜景好看，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水果。我嗯嗯地应着，眼睛却看着窗外。
这个城市很大，楼很高，街上人很多。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都有自己的目的地。我不知道周岚会不会在这里，中国这么大，她可能在任何地方。但我第一个想到的，是广州。因为她提过，她母亲是广州人，小时候她在这里住过几年。
“那你先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公司转转。对了，你吃饭了没？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”
宿舍比我想象的好，一室一厅，干净整洁，该有的都有。小陈帮我放好行李，留下钥匙和一张名片：“这是我电话，有事随时打给我。那林哥你先休息，我先走了。”
门关上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听着空调运转的嗡嗡声，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行李箱摊在地上，我蹲下来，打开，最上面是那几本书。我拿出《小王子》，翻开扉页，又看了一遍那行字：“送给岚岚，祝你永远像小王子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玫瑰。哥哥，2001年夏。”
2001年。那她哥哥现在应该三十多快四十了。如果能找到她哥哥，是不是就能找到她？
可我不知道她哥哥叫什么，在哪里。周岚很少提家里的事，我只知道她父母都不在了，有个哥哥，但很多年没联系。她说家里不同意她的婚姻，和家里闹翻了，这些年一直一个人。
第一家医院，肿瘤科。我挂了号，坐在候诊区。周围都是病人和家属，有的在低声说话，有的在默默流泪，有的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。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沉重。
“对，她叫周岚，三十四岁，可能得了……不太好治的病。她可能来广州治疗了，我不知道她在哪家医院，所以一家一家问。”
老专家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。“小伙子，医院有规定，不能随便透露病人信息。而且广州这么大，医院这么多，你这样找，等于大海捞针。”
老专家看了我很久，叹了口气。“这样吧，我帮你问问同行。但你别抱太大希望，病人要是想瞒着，谁也找不到。”
从医院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在路边小摊买了份炒粉，坐在花坛边吃。粉很油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吃了两口就放下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周岚的号码。
“我是周岚女士的律师，姓赵。周女士委托我处理一些事务，其中包括将一套房产过户到您名下。您何时方便，我们见个面，把手续办一下。”
“是的，是周女士个人名下的一套公寓，在市中心，面积不大，但地段很好。周女士说，这是她送您的礼物，感谢您这两年的陪伴。”
“联系不上。她给我的也是这个号码，但一直是关机状态。林先生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……”
“我不要房子。”我说。“我只要知道她在哪里。赵律师，如果您能联系上她，请告诉她，我在找她。我在广州，我会一家一家医院地找，直到找到她为止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坐在花坛边，看着街上的车来车往。霓虹灯一闪一闪的，晃得眼睛疼。我想起周岚说，她最喜欢广州的夜景，因为很热闹，热闹到可以忘记孤独。
可她现在在哪里？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冰冷的天花板，还是坐在某个窗边，看着同样的夜景？
第二家医院，第三家医院，第四家医院……我像疯了一样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跑遍了广州所有三甲医院的肿瘤科。我拿着周岚的照片，问医生，问护士，问护工。有人说好像见过，但不确定。有人说没见过。有人说病人那么多，哪记得住。
“那个……我今天收拾柜台，在抽屉最里面发现一封信，是周姐留下的。上面写着您的名字，我就想着，得赶紧给您。”
“就是普通的信封，封着的。应该是周姐那天还伞的时候，悄悄放进去的。我当时没注意，今天才发现。”
几分钟后，照片发过来了。是周岚的字迹，但比之前那封更潦草，有些笔画发抖，像是写字时手在抖。
我在广州。具体哪里，不告诉你。别找我了，真的。治疗很辛苦，也很狼狈，我不想让你看见。你就记得我最好的样子，好不好？
那套房子，你收下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在这个城市有个家。房子不大，但朝南，阳光很好。冬天的时候，阳光能晒满整个客厅。你可以养几盆绿植，你不是说喜欢绿萝吗，那种好养。
对了，冰箱里我放了一些饺子，是你喜欢的白菜猪肉馅。冻层最里面，用保鲜盒装着。煮的时候水开了再下锅，点三次水，这样饺子皮不会破。
衣柜最上面的箱子里，有一条围巾，灰色羊绒的。广州冬天不冷，但偶尔有寒潮，你留着备用。
我盯着手机屏幕，眼泪掉下来，砸在屏幕上，模糊了那些字。我用手去擦，越擦越模糊。
她说别哭，可她自己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哭了吗？那些发抖的笔画，是因为手冷，还是因为疼？
我擦干眼泪，给小叶回消息：“谢谢。信我收到了。如果……如果她再去店里，无论如何，请告诉我。”
那一夜，我又没睡。我坐在黑暗里，反复看那封信。她说她在广州，可广州这么大，她在哪个角落？她说治疗很辛苦，有多辛苦？她说不想让我看见她狼狈的样子，可我不在乎她是什么样子，我只想在她身边。
线索只有那本《小王子》，扉页上的赠言，和“哥哥，2001年夏”这几个字。我在网上搜“周岚 哥哥”，搜“2001年 小王子 赠言”，搜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但一无所获。
后来我想，周岚是广州人，她哥哥可能也在广州。也许姓周，也许不姓周，也许是堂哥表哥。但总该有人知道。
我去派出所，说我想找人。民警问我是什么关系，我说是朋友。民警说必须有正当理由，比如涉及案件，否则不能随便查。我说她可能生病了，我需要找到她。民警摇摇头，说这种情况太多了，没办法。
我不死心，每天都在派出所附近转，看见年纪大一点的民警就上去问，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周岚的女人，三十四岁，可能生病了。问了一个星期，有个老民警被我磨得没办法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不是我不帮你。广州一千多万人，你只知道个名字，怎么找？再说了，如果人家不想被找到，你这就是打扰。”
老民警看了我很久，从口袋里掏出烟，点了一支。“这样吧，我私下帮你问问。但你别抱太大希望，而且这事不能外传。”
三天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打听到一点消息。广州确实有个叫周岚的，三十多岁，最近在几家医院看过病。但具体在哪家医院，什么病，不清楚。他说，有人看见她在中山一院出现过，但不确定。
但我又去了一次。这次我不问肿瘤科了，我问血液科，问内科，问所有可能相关的科室。我拿着照片，一个一个医生问，一个一个护士问。问到第五天，血液科的一个护士看着照片，犹豫了一下。
“好像上周来过，是个女病人，瘦瘦的，长头发。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有个男的陪着，年纪比较大，像是她哥哥。”
“四十多岁吧，个子挺高，戴眼镜，看起来挺斯文的。哦对了，他左眉上方有颗痣，挺明显的。”
“好像是住院了，但具体哪个病房我不清楚。你去住院部问问吧，血液科的病房在12楼。”
我飞奔到住院部12楼。护士站里两个护士在忙，我等她们忙完，才上前问。“您好，我想打听一个病人，叫周岚，三十四岁，可能上周入院的。”
护士看看我，又看看电脑。“她住23床。不过她情况不太好，昨天刚做完化疗，现在很虚弱，需要休息。你如果要探视，最好等明天。”
我跟着护士走到病房门口。门开着一条缝，我看见里面有三张病床，靠窗的那张床上，躺着一个人。
她瘦了很多，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，好像在睡觉。手上打着点滴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血管。头发剪短了，齐耳的短发，显得脸更小了。她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，被子下面，几乎看不出身体的轮廓。
那个我记忆里永远得体、永远从容、永远冷静的周岚，现在躺在这里，那么小，那么脆弱，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羽毛。
陪在她床边的是个男人，四十多岁，戴眼镜，左眉上方确实有颗痣。他正低着头看手机，眉头皱着。
“急性白血病。”护士压低声音。“发现得晚，已经到中期了。化疗效果不太好，下一步可能要准备移植。但骨髓配型还没找到，她哥哥的配型不成功。”
我想过很多种可能，但没想过是这种。我以为可能是肿瘤，可能是癌症，但没想到是血癌。这个只在电视剧里听过的词，现在真实地发生在周岚身上。
“这个……要看治疗情况，还有病人的意志力。她还年轻，希望还是有的。但过程会很辛苦，费用也很高。”
护士点点头。“你有这个心就好。不过她现在很抗拒治疗，情绪不稳定。昨天还说要出院，不治了。她哥哥劝了半天，才劝住。”
我想起那封信，她说治疗很辛苦，很狼狈。她说不想让我看见。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，却还想着给我留房子，留饺子，留围巾。
我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坐了一下午。看着她哥哥进进出出，去打水，去拿药，去问医生情况。下午四点多，周岚醒了，她哥哥扶她坐起来，喂她喝水。她喝得很慢，喝一口，歇一下。
她喝完水，靠着枕头，看向窗外。窗外是另一栋楼，灰扑扑的墙面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她看了很久，眼神空空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“不太好。”他吸了口烟，烟雾缭绕。“化疗反应很大，吃不下东西，一直吐。昨天晚上发烧，折腾了一夜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，可能……”
“不多。只知道她结婚了，丈夫在国外，她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才结的婚。其他的，她没说。”
“她是不想说。”周岚哥哥苦笑。“我们家里，对不起她。当年我母亲病重，需要一大笔钱。我那时候刚工作，挣得少。岚岚为了凑钱，嫁给了现在的丈夫。那人有钱，但年纪大，还有家庭。岚岚嫁过去，等于是做小。家里不同意，但她执意要嫁，跟家里闹翻了。这些年，她一个人在外面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”
他把烟摁灭。“后来母亲还是走了，钱也花光了。岚岚想离婚，但那边不肯，拖到现在。半年前她查出这个病，那边更是不闻不问。她也不求他们，自己扛着。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她说，告诉你有用吗？你也有家要养。”
“是啊，从小就这样。”周岚哥哥眼睛红了。“小时候爸妈工作忙，是我带她。她磕了碰了，从来不哭，自己爬起来，拍拍土，说哥哥我不疼。后来长大了，更是什么都不说。这次要不是医院通知我，说她情况不好，需要家属签字，我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病了。”
他抹了把脸。“林深，谢谢你来找她。但岚岚的脾气你知道，她不想拖累你。她跟我说过你，说你是她这两年里，唯一的光。她不想让你看见她现在的样子，她想在你心里，永远都是好的。”
“可我不在乎她是什么样子。”我说。“我在乎的是她这个人。好的，坏的，健康的，生病的，都是她。”
周岚哥哥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拍拍我的肩。“进去看看她吧。但别说是我让你进来的，就说你自己找来的。”
周岚还看着窗外，听见声音，转过头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她眼睛瞪大了，随即扭过头去。
我伸手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凉，瘦得只剩骨头。她挣扎了一下，没挣开，就不动了。
“我找了你好久。”我说。“从北京找到广州，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问。我问了无数人，看了无数张脸，终于找到你了。”
“你说不想让我看见你狼狈的样子，可我不觉得你狼狈。我觉得你很勇敢，比任何人都勇敢。一个人面对这些，一定很辛苦吧？”
“从现在开始，不用一个人了。”我握紧她的手。“我陪着你。你化疗，我陪你。你难受，我陪你。你想哭，我陪你。你想骂人，我也陪你。总之，我不走了。”
她终于转过头，眼睛红红的，脸上都是泪。“你傻不傻……我有病，治不好的……”
“治得好。”我说。“医生说你还年轻，希望很大。我们好好治，一定会好的。”
“没有可是。”我打断她。“周岚，你听好。这两年，是你照顾我。你给我钱，陪我吃饭，记得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。现在轮到我了。我照顾你，陪你治病，陪你熬过这段时间。这是我自愿的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可怜，是我愿意。”
“你忘了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消失了，我会找你。”我抬手擦她的眼泪，但擦不完，越擦越多。“我找到你了，就不会再让你消失。”
她哭出声来，很小声，像小动物呜咽。我把她搂进怀里，她瘦得硌人。我把脸埋在她颈窝，闻到她身上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，属于她的气息。
她哭了很久，哭累了，靠在我怀里，慢慢睡着了。我轻轻把她放平，盖好被子。她睡着的时候，眉头还皱着，好像梦里也不安稳。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她。窗外的天完全黑了，病房里的灯很暗，但足够我看清她的脸。苍白，瘦削，但依然是我认识的那个周岚。
那一夜，我趴在床边睡的。半夜她醒了，要喝水，我扶她起来，喂她喝。喝完水，她看着我，说：“你不上班吗？”
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伸出手，碰了碰我的脸。“林深，我有没有说过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“没说过，因为不敢说。但现在敢了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。“周岚，我喜欢你。不是因为你给我钱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上司，是因为你是你。我喜欢那个在电梯里手忙脚乱捡文件的你，喜欢那个在雨天和我一起看海的你，喜欢那个记得我不吃香菜的你，喜欢那个在我生病时给我送药的你。我喜欢你，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生病，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，我都喜欢你。”
“嗯，我是傻子。”我点头。“所以傻子认定的事，不会改。你好好治病，治好了，我们去海边，去青岛，去看你最喜欢的海。你不是说海水是苦的吗？我陪你一起尝。”
每天早晨，我给她打水洗脸，帮她刷牙。她化疗后口腔溃疡严重，刷牙会疼，我就用棉签蘸着温水，一点一点帮她擦。擦完给她涂药膏，药膏很苦，她总是皱眉，我就哄她，说涂完药给你吃颗糖。其实她不能吃糖，我就拿着糖在她面前晃一下，然后自己吃掉，说“我替你吃了，味道还不错”。
上午要打点滴，一打就是四五个小时。我坐在床边，陪她说话。说我们以前的事，说公司里的八卦，说我小时候的糗事。她精神好的时候，会回应几句。精神不好的时候，就闭着眼睛听，偶尔点点头。
说到有趣的地方，她会笑。她笑的时候，眼睛会弯起来，虽然脸色苍白，但那个笑容，和两年前在电梯里对我笑的时候，一模一样。
中午吃饭是个难题。化疗影响胃口，她什么都吃不下。我变着花样给她做，炖汤，熬粥，做面条。医生说可以吃点清淡的，我就做白粥，配一点小咸菜。她吃几口就摇头，说没味道。我就哄她，说再吃一口，就一口。她勉强吃下去，过一会儿又吐了。
吐的时候，我扶着她，拍她的背。她吐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说对不起，把床单弄脏了。我说没关系，脏了就换。她吐完，我给她漱口，擦脸，换干净的衣服。然后去洗弄脏的床单，洗干净，晾在阳台上。
下午，她通常要睡一会儿。我趁她睡着，去找医生，问病情，问治疗方案，问注意事项。医生说我，你比有些家属还上心。我说应该的。
然后我去做配型。抽血的时候，护士说，非亲缘配型成功的概率很低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说我知道，但总要试试。
抽完血，我去买水果。她吃不下饭，但偶尔能吃几口水果。苹果要削皮，切成小块。葡萄要剥皮，去籽。橙子要剥成瓣，把白色的丝去掉。我坐在床边，一点一点弄，弄好了，喂给她吃。她吃一口，我就高兴，好像自己中了奖。
晚上，她哥哥会来换班。他姓周，叫周峰，是个中学老师。他让我回去休息，我说不用，我在这儿陪她。周峰说，你也得休息，不能累垮了。我说我年轻，扛得住。
但周峰坚持，我只好回去。回到宿舍，第一件事是给她打电话。她精神好的时候，会接，说几句话。精神不好的时候，就发微信，我发，她回一两个字。
然后我开始查资料，查白血病的治疗，查骨髓移植，查康复案例。看到有治好的，我就截屏发给她，说你看，这个人跟你一样的情况，现在好了，活蹦乱跳的。她回个笑脸，说嗯，我会好的。
半个月的假很快到了，我打电话给副总监，说我要续假。副总监说，小林，工作要紧，你不能一直请假。我说我知道，但我有更重要的事。副总监叹了口气，说行吧，我再给你批半个月。但最多半个月，不然我也难做。
又过了半个月，周岚的第二次化疗结束了。这次反应更大，她吐得更厉害，头发也掉得更多。早晨醒来，枕头上都是头发。她看着那些头发，不说话。
我去买了顶帽子，米色的，柔软的毛线帽。我给她戴上，说很好看，像大学生。她照镜子，说丑。我说不丑，真的。她说你骗人。我说我没骗人，你怎么样都好看。
但病情没有好转。医生说，化疗效果不理想，白细胞还是高，血小板还是低。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，情况就危险了。
周峰坐在医生办公室外面，抱着头，不说话。我坐在他旁边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走廊里人来人往，有哭声，有说话声，有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过的声音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嗡嗡的，像背景音。
他走了，我回到病房。周岚睡着了，眉头皱着，手放在被子外面，瘦得血管清晰可见。我在床边坐下，看着她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皮肤白得透明，能看见细小的血管。
我想起第一次见她，在电梯里。她抱着文件，急急忙忙，文件散了一地。我帮她捡，她抬头说谢谢，眼睛很亮。那时候的她，穿着高跟鞋，妆容精致，是个干练的女强人。现在的她，躺在病床上，瘦弱，苍白，连呼吸都很轻。
晚上，周峰回来了，脸色很难看。我问怎么样，他摇头，说那人根本不见他，让秘书打发他走。他说岚岚病了，需要帮助。秘书说，周总很忙，没空处理这些事。周峰说，他们是夫妻。秘书说，法律上是，但感情上早就不是了。
“哥，别为难他了。”周岚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靠着枕头，看着我们。“我跟他，本来就没感情。他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欠他的。就这样吧。”
“我不认。”我说。“周岚，你不能认。我们还有办法，我们再找，中国这么大，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骨髓。我们可以去中华骨髓库登记，可以去网上求助，可以发动所有人帮忙。你不能放弃，你不能认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泪光。“林深，你知道治疗要花多少钱吗？骨髓移植，后期抗排异，都是无底洞。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，还不够。我不能拖累你，不能拖累我哥。你们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不能因为我……”
“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”我打断她。“我有钱，你给我的那些钱，我一分都没动，都存在卡里。有三十多万，够用一段时间。不够我再想办法，我去借，我去挣。总之，钱的事，你不用操心。”
“给我就是我的，我怎么用是我的事。”我看着她，很认真地说。“周岚，你听好。我不怕拖累，我不怕花钱，我不怕辛苦。我怕的是你不在了。你明白吗？我怕的是，我再也见不到你，再也听不到你说话，再也看不到你笑。比起那些，钱算什么？辛苦算什么？我只要你活着，好好地活着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做了决定。不放弃，继续治。钱不够，就去筹。骨髓找不到，就继续找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放弃。
我在网上发了求助帖，写了周岚的情况，附上病历和照片。我说，求求大家，救救她。她才三十四岁，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她是个好人，她不该这么早离开。
帖子发出去，一开始没什么人看。后来有个大V转了，慢慢有了热度。有人捐款，有人转发，有人留言鼓励。有个志愿者组织联系我，说可以帮忙联系骨髓库，还可以组织募捐。
周峰的学生家长也知道了，有个家长是记者，写了篇报道，登在报纸上。报道出来的那天，周岚的病房里来了很多人。有记者，有志愿者，有热心市民。他们送来花，送来水果，送来祝福。
周岚躺在床上，看着那些人，眼泪一直流。她说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声音很小，但很真诚。
有个老太太，八十多岁了，拄着拐杖来的。她握着周岚的手，说：“姑娘，你要加油。我孙子也是白血病，去年做了移植，现在好多了，能跑能跳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孙子，多精神。”
老太太拿出手机，给周岚看照片。照片里的小男孩，剃着光头，对着镜头笑，比着剪刀手。
我回宿舍，和面，剁馅，擀皮，包饺子。我不会包，包得歪歪扭扭，有的还露馅。但我很认真，一个一个地包，包了三十个，代表她三十四岁，我偷偷加了四个，希望她长命百岁。
包好了，煮好了，装在保温桶里，带回医院。周岚坐起来，我喂她吃。她吃得很慢，一个饺子，分好几口。但她吃完了五个。
吃完饺子，她精神好了一些，靠在我怀里，看窗外的月亮。月亮很圆，很亮，像一个大银盘。
“去有海的地方。一个小镇，人不多，安静。我们开个小店，卖书，或者卖咖啡。你来煮咖啡，我来收钱。下午没什么客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门口晒太阳，看海。”
“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窝在店里，你煮一壶热茶，我看书。你看，我连看什么书都想好了。我要看《小王子》，看《百年孤独》，看所有我以前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。”
“然后我们养一只猫，橘猫，胖胖的，懒懒的。再养几盆花，绿萝，吊兰，仙人掌。仙人掌最好养，不用怎么管，自己就能活。”
“等我们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坐在院子里，看夕阳。你给我讲年轻时候的事，我给你讲我小时候的事。讲到我们都忘了讲过多少遍，但还是要讲。”
她笑了，笑着笑着，又哭了。“可是林深，我好怕。我怕我好不了，我怕这些只是梦。”
她在我怀里，慢慢睡着了。我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在心里说，老天爷，求你，让她好起来。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让她好起来。
也许是祈祷起了作用，也许是运气来了。一周后，骨髓库传来消息，找到了初步匹配的志愿者。对方是个二十岁的大学生，愿意捐献。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周岚正在喝粥。她愣了一下，勺子掉在碗里，溅起几滴粥。
“真的。”我握着她的手，声音在抖。“医生说了，匹配度很高，有希望。对方已经同意捐献，下周就可以安排移植。”
周岚看着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然后眼泪涌出来。她捂住脸，哭出声，哭得全身都在抖。我也哭了，抱着她，一遍一遍说，有救了，你有救了。
那几天，病房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护士来打针，会说，周姐，加油啊，马上就好了。医生来查房，会说，状态不错，保持住。连隔壁床的病人都说，小周，你真幸运。
移植手术定在下周三。手术前，周岚要进仓，进行预处理。那是更强烈的化疗，要清除体内所有的坏细胞，为移植做准备。医生说，那会很辛苦，比之前更辛苦。但周岚说，我不怕。
进仓前一天，周岚让我给她剪头发。她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稀稀疏疏的，贴在头皮上。我说，等好了，还会长出来的，长出来的头发更黑更亮。她说，我知道，但现在这样太丑了，剪了吧，利索。
我拿来剪刀，小心地，一点一点地剪。剪下来的头发，软软的，轻轻的，像绒毛。我用手接着，接了一小撮，用红绳扎起来，放进一个小布袋里。
剪完头发，我给她洗头。用温水，一点点地淋，一点点地搓。她的头皮很薄，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我洗得很轻，怕弄疼她。洗完了，用毛巾擦干，戴上我买的那顶米色帽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说了很多话。说她小时候的事，说她哥哥带她抓知了，说她第一次来月经吓得哭了，说她暗恋过的高中同桌。说我小时候的事，说我偷邻居家的枣被狗追，说我第一次打工挣了五十块钱，给我妈买了一条围巾。
“不可怕。”我拍她的背，像哄小孩。“我每天都会去看你，隔着玻璃看你。你想我了，就敲敲玻璃，我就在外面。我给你讲故事，讲笑话，讲什么都行。等你出来，我们就去海边，去开小店，去养猫养花，好不好？”
第二天，她进仓了。我送她到仓门口，她穿着无菌服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那双眼睛看着我，弯了弯，是在笑。
她点点头，转身，跟着护士进去了。仓门关上，红灯亮起。我站在外面，隔着玻璃，看着她躺到床上，护士给她接上各种管子。她转过头，看着我，挥了挥手。
然后她转回头，看着天花板，一动不动。我也站着不动，看着她。玻璃很厚，但我能看清她的脸，她的眼睛，她微微起伏的胸口。
我在心里说，周岚，一定要加油。我等你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看海，去开小店，去养猫养花，去晒太阳，去看夕阳，去讲那些讲过无数遍的故事。
我会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你出来，等到你好起来，等到我们白发苍苍，坐在院子里，看夕阳西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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